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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活着有什么意思？

——人生最后的目的

在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一位大学教授发出了颓废思想，他说了一句，“活着有什么意思？”因此被划入右派。他的意思是说，自己活着感觉不到什么趣味。但这句话也包含着一个更大问题，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在更早的年代里，胡适写了一部《胡适文存》，在第一辑有一篇文章《人生目的何在》，说的是：胡适有个朋友，名叫陈子平，是个喜欢追根问底的人。他心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人究竟为什么活着？人生的目的在哪里？他百思不得其解，以致废寝忘食，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他自称人都管他叫“疯子”。他想从高人学士那里求得答案，于是来到当代哲学家胡适博士那里，想求得满意的答案。万没有想到，这位博士给了他一个使他大失所望的答复说，“我也不知道人究竟为什么活着。”文章没有下文，不知道陈先生下落如何。

人生有什么目的这个基本问题，在每个有思想人的心中，都会发生，尤其是历经沧桑，见过世面，上了岁数的人。“活着有什么意思”这句话在哪里都可以听到。可是你也许说，我看好多人活得挺有意思，他们快快乐乐，精神饱满，并没有为这种思想所困扰。但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从他们的动机来说，不外有这样几种人：年幼无知、初出茅庐，还没有见过世面，不知前面山高水深，存在着前途无限光明的幻想。他们只有本能地顺从了求生存的欲望，还没有把人生的目的提到日程上来。有些人为一时顺遂，生活上陶醉麻痹，只顾眼前的吃喝玩乐，说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当”。这种人心中无大志，快乐一时，无暇后顾。再有些人，为名利所蒙蔽，要不就是想发家致富，要不就是想留芳百世。还有的就是为趣味所驱使的人，一些无高深思想的科学家多属这一类。但是，不拘哪一类在事过境迁、在遭到挫折失意的时候，总归还是想到这一问题：“活着有什么意思？”

你不要羡慕那升官发财、花天酒地、尽情享乐的人，他们实际上是精神空虚、六神无主，胡度春秋罢了，其结果落个什么下场呢？请看看过来人留下的一些名言：《水浒》引用了这样一类成语：“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儒林外史》上也说：“风流云散，贤豪才色总成空”。而且常是“乐极生悲”，这是我们常常经验过的。这种俗话，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法国俗话说：“早晨笑者，晚上哭”。圣咏第七十三首的题目是：“他们的笑要变成哭，欢乐要变成忧伤。”有时现实是福实际是祸根。《老子》上说：“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吴越春秋》上也说：“吉者凶之门”。《资治通鉴》引崔琦赋说：“勿谓我贵，天将尔摧；勿恃常好，色有歇微；勿怙常幸，受有陵迟。”史记上说：“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物尽然。”更何况好景不长，转眼即逝。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曾感叹：“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辞）。还有“明眸皓齿今何在？”（杜甫诗）；“君不见玉环飞燕（二美女）皆尘土”（辛弃疾词）；“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白居易诗）。

人的幸福，并不在于形体的快乐，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吃的时候是幸福的。”古罗马学士西塞罗说过：“需要吃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是为了吃。”如果人只为了吃活着，那不是和猪狗一样子吗？

其实，你若剖开那些尽情享乐的人的外皮，骨子里是充满烦恼痛苦的。就只从“人心无足蛇吞象”来说，他们也不是心满意足的。得陇望蜀，得寸进尺，欲壑难填，永无满足的时候。更何况苦与生俱来，患与生俱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总离不开苦恼的。梁启超曾说：“天下不如意事常十八九。”（即十分之八九）。杜甫有诗：“少壮几时奈老何，向来哀乐何其多”。（哀乐偏义复合词，实际只指哀。）李白更说：“人生在世不称意，举杯消愁愁更愁”。清初的大官僚世家纳兰性德享尽荣华富贵，但是他却说：“浮生总如水。”现代法国作家萨特一生功成愿遂，常人企望的爱情的美满与事业的成功，他都得到了。但晚年他却说：“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多大意思。”南唐后主李煜用词语总结一句说：“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人有了权势、地位，就有了幸福吗？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常见到武功彪炳的帝王，落得悲惨的下场；春秋五霸第一霸主齐桓公，一生耀武扬威，临终却被人抛弃，在冷宫冻饿而死；明崇祯帝被逼吊死梅山；清开国皇帝顺治，因失去了董妃，悲伤得想出家当和尚。西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因失意而进隐修院；不可一世的怪杰拿破仑囚在圣赫肋纳岛上郁郁而死；他的前任路易十六却被送了断头台。古今中外，充满了历史的悲剧。而且就让你快乐终生，那也不过是“过眼百世如风灯”（苏轼诗）。这就使人回到了人生的最根本的问题：“活着有什么意思？”

现在科学异常发达，有人说科学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那么科学是不是能为人生有什么目的，给一个圆满答案呢？我们前面引用了具有代表性的那部《科学》书中说：“对于那些追求‘为什么’他们（科学家）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致力于揭示自然界定律的人们，没有一个科学家给答案。”这就是：人们对科学研究最后目的也没有弄清，那就更不用说人生最后目的了。实际上人生的问题，不在自然科学范围之内，它是一个哲学问题，正如赫胥黎教授说的：“科学对于道德是中立的”。一位科学家，如果不同时也是哲学家，便不能也不会给人生目的一个正确的答案。是的，科学家能从宇宙的诸如秩序中推求出有一位创造它的神，但这里已经升华到了哲学问题，科学家已经升格为哲学家了。实际上，许多精深的大科学家，同时也是大哲学家，笛卡尔、巴斯噶、爱因斯坦、普朗克等，就是科学家兼哲学家。那么究竟人生的目的，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又向哪里去找呢？答案是：“真理”给你“答案”。如果要在几分钟之内求出真正的答案，我可以把它简化到一个真理公式：

科学—→哲学—→自然神学—→宗教

稍加解释：自宇宙间和谐的秩序（科学），你可以推想到宇宙必有一位创造它、管理它的主宰（哲学）；这个主宰必然是有位格的（即具有理性和意志），有着无限的真、善、美，同时是人类的大父母（自然神学）、人类即是他的子民，就应当认识他，报爱他、奉事他（宗教生活）。人类归向崇敬自己的根源、宇宙的主宰——天主，是人类与生具有的天职。

原来，宗教不是别的，乃是人和他本源（创造他的天主）之间的一种应有的交往。正如子女对父母的关系一样，天主是万有之源无限的存在，绝对的存在，绝对的主宰，是万善、万美之根，人类的大父母，人类的一切所有，所享用的一切实惠，都来自这位天上之父。人类本其良知，感恩戴德，礼拜钦崇，孝敬他，奉事他，则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了。只要是天良未绝的人，自然会感到人的这种不可推诿的责任。孟子不是宗教家，但他却说过这样的话：“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见《尽心》篇）。《礼记》引孔子的话说：“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这是对天主的知恩报爱之情的自然流露，是良心的发现。宋儒陆九渊曾说过：“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事天如事亲，正是尽人道。再说灵明之人要求度一种灵性的生活，不然就降低了他的地位。唯有与神交往，以神之意志为意志，才是最高的灵性生活。

孝敬父母的子女一定要想法讨父母喜欢，尽量了解父母的意愿。一个钦敬孝爱天主的人，也必要多了解天主的事理和他的意愿，如此，在他细心探求人类宗教思想史的时侯，就会发现，天主与人的关系，并没有停留在松散的关系中（即所谓自然宗教状态），而是还有一种更亲密的直接交往，这就是启示的宗教。来自天主的直接的启示，直接的领导，对人来说是有益的、适宜的、也是必要的，它使我们有门可进，有路可循，有详细的信条和诫规可守，有正确的教团可入，将散漫的自然宗教改进为专门钦崇奉事天主的教团，这就是天主教存在的理由——一个理智与信仰的综合实体。

天主教给你指明了人生的最后的目的和生活的最高目标、现世生活的意义和来世永久幸福所在。只有为无限伟大永远常生的天主服务，也因此而为他所爱的人服务，才是最高、最光荣的行为，才有永恒的价值。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最后的目标，这也给了我们永无止境的希望。（生活的意义在于希望，但丁说过：“我们唯一的悲哀，是生活在愿望当中而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的人便成了槁木死灰！）使我们的每一行动，每一工作，都有了永久价值，永久的意义。这样，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也不致陷于悲观失望，即使是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丧失一切能力的老人，仍然能做着有价值的事功，仍然有着无限的希望。这才称得起是真正的、有实际基础的乐观主义！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佛说阿难分别经

“为佛弟子。不得卜问请祟符咒厌怪祠祀解奏，亦不得择良时良日。”

一些民间的误解和一些假托，会让人把算命，风水，抽签，香谱，联系到佛教的身上，其实这并非佛教的本怀，更非佛教对正信佛弟子所开许的，佛教相信人们的生命是由自身的行为和思想所决定，优婆塞戒经说：一切众生皆由修善业因缘故。得受安乐。非年宿也。其实最简单的思维，同时出生的人中命运大多不尽相同，大多数知名人士的生辰，完全可以和世界另一端的贫苦大众相同，难道能说，这是八字的功效吗？至于观音灵签，其签文更多的则是中国人历史的典故，和正信的佛教大相径庭，相信一些寺院有他们的原因和迫不得已，这是高僧大德的慈悲，但当我们了解了事实真相，为什么还不舍离错误的观念呢？佛陀的本怀，就是告诉众生认识生命，改变命运，只有拥有佛陀的正见，才能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

高士其——卓越的科普作家

高士其（1905——1988），中国著名科普作家。生于福建省福州市，20岁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幸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不幸的是，在一次实验中他感染了甲型脑炎病毒，逐渐全身瘫痪。此后数十年间，尽管他“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子上“，但依然向人们奉献了数百万字精美的科普文艺作品。

192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

高士其同每天一样，又是第一个来到了细菌学系实验室。他要给笼子里的豚鼠注射甲型脑炎病毒，然后取出它们的脑子进一步观察。说不上为什么，他的左耳道这几天发炎了，疼痛一阵阵加剧，身体也感到很疲劳。“要是能休息几天就好了！”高士其这样想。可是不行，他手中的实验停不下来。

“嘭！”正当高士其聚精会神工作的时候，他手中装满甲型脑炎病毒的试管爆裂了，毒液随之四溅，弄了他一身一手。同室的人见状，惊慌地呼叫起来。高士其并不害怕，他要征服这些毒菌。前些天研究一种食物毒菌，他还将一部分经过减毒的毒菌吞食下去，进行自身感染试验，令老师和同学们瞠目结舌。高士其迅速把破裂的试管做了处理，便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试验。他没有想到，这次却种下了影响他终生的祸根。

半个多月后，他的左耳听不清声音了，脖子转动困难。最糟糕的，是一向挺麻利的双手却经常颤抖，怎么也不听使唤。这是怎么啦？高士其毕竟是正在攻读医学博士课程的高材生，他怀疑自己得了甲型脑炎。经医生诊断，他的假想得到了证实。患病的原因，就是那次破裂试管中的病毒顺着他正患炎症的左耳膜侵入小脑，从而破坏了小脑的运动中枢。医生预言，他最多还能活5年，好好安排后事吧！

高士其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他从医院出来，直觉得天旋地转，仿佛正沉落到一个黑洞洞的深渊，越陷越深。“难道一切就这样完了吗？”高士其痛苦地思索着，徘徊着。他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来美国求学的，本来学的是化学，先在威斯康辛大学，后又转入芝加哥大学。就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传来了姐姐被霍乱夺去生命的噩耗。“病菌，又是可恶的病菌！”高士其想到了得白喉死去的弟弟，他眼睛射出愤怒的火焰，“我一定要消灭这些害人的小魔王！”于是，他放弃了心爱的化学专业，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决心做一名细菌学家。可是现在，和“小魔王”的战斗刚刚开始，自己又被击中了。

医生劝告高士其中止学业，立即回国休养。经过一番剧烈思想斗争的高士其，有自己的打算。尽管每周都要发一次病，发病时脖颈发硬；头往上仰，眼球向上翻；两手抖动不止，他还是坚持研究病毒、细菌，终于完成了医学博士的全部课程。

1930年秋天，高士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这位海外游子是怀着满腔热忱归来的。而等待他的却是饥饿和失业。他曾在南京中央医院弄到检验科主任的差事，可连申请购置一台显微镜都得不到批准，这如何能行？他离开了。后来他到上海，住在一个窄小的亭子间，靠做翻译工作和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活。由于经济困难，营养不良，他的病症加重了。这时，他与董纯才、张天翼、艾思奇等进步文化界人士有了往来。文思奇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介绍给他，使他在艰难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消灭害人的“小魔王”，必须先消灭社会上的“大魔王”。从此，他便用颤抖的手拿起了笔，以此为武器，奔向擒拿大小“魔王”的战场。1933年，他的第一篇科普作品《三个小水鬼》发表了。1935年，又发表了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此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短短几年就写出了上百篇科普作品和论文，为中国科学文艺作品的诞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个期间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本来，祖父给他起名“高仕棋”，“仕”反映其书香世家，“棋”则是现从康熙字典查来的，原因是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金。当他郑重地用起“高士其”这个名字时，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仕棋”两字的偏旁去掉，他认真地解释说：“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1937年夏初的一天，文思奇来向高士其辞行。“你到哪里去？”“延安！”艾思奇附在他耳边小声说。高士其激动了，攥住文思奇的手恳求一同前往。他这时行动已很困难，可心情相当迫切：“我一定要到延安，我一定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延安去！”不久，他接到艾思奇从延安捎来的信，在“八一三”隆隆的炮声中离开上海，前往延安。他身体残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奔向延安，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两个月后——1937年的11月，他终于奇迹般地来到了宝塔山下。当毛泽东同志紧紧握住高士其的手，高声说出“欢迎你，中国红色的科学家”时，他觉得一股暖流直涌心间。那天夜里，他睡不着觉，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

不能走路

也来到延安

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

赶走日本强盗！

还我中华河山！

在延安，高士其的生命获得了新的力量，他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写作、讲课，孜孜不倦地工作着。而那里的医疗条件是很恶劣的，高士其的病情日益恶化，终于全身瘫痪。组织上全力挽救他的生命，派人护送他经重庆去香港治疗。此后，他辗转流亡于九龙、广州、桂林、上海、台湾，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一方面同疾病斗争，一方面坚持创作。诗歌《黑暗与光明》、《给流血的朋友》、《我的原子弹也在爆炸》等，科学论文《自然运动大纲》、《跃进三百年序》、《天的进行曲》以及《新科学与新民主》等，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这些作品笔锋尖锐，既阐述了自然发展的规律，也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表明高士其已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1949年5月，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高士其经香港来到北京。在融融春色中，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他，并安排他住进了北京医院。10月1日，他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庄严的开国大典。后来，他这样叙述当时的心情：“我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在全国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我的病所给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在北京平面胡同的一套房间里，高士其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活。

每天，当太阳刚一升起，他便起床、穿衣，在别人的帮助下吃早点。然后，用10分钟时间做简单的医疗体操。接着是看报，首先是《人民日报》还有《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高士其的写作方式是很特别的。他瘫痪后，不仅腿不能走路，手不能握笔，下肢僵硬脖颈歪斜，而且连说话能力也逐渐丧失，听力也很微弱。每创作一篇作品，他都要把阅读过的重要资料分析、整理，反复思考，在脑子里形成初稿。当秘书在他身旁坐下时，他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腹稿，由秘书记下来。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发音也不清楚，秘书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才听得懂。有时候遇到一个难懂的名词，他必须反复地说十几遍，或在纸上写半个多字，秘书才能领会。到后来，他干脆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嗯嗯”、“呵呵”的声音，得由秘书或妻子接口型“翻译”成文。就这样他一天天地都在写，每天只能写七八百字。写好之后，还要三番五次地反复修改。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高士其就用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创作了400多篇科普论文和科学小品、200多篇科学诗歌，汇编成20多本书，总计达500多万字。这是多么丰硕的成果！这又是多么艰苦的劳动！

高士其在用心血著述，在以生命创作。他的作品，每一个字都融进了科学真理、爱国激情和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为了搜集科普素材，他曾坐着轮椅到鞍钢、到大庆、到呼伦贝尔草原、到西双版纳丛林。即使在那寒凝大地、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他也不曾向恶势力屈服，继续着自己的事业。1975年1月，他趁参加全国四届人大的机会，当面向周总理陈述了对科普工作的建议；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又向中央领导同志呈递了加强科普工作的意见书。有时，他甚至因连续创作突发急症，经医院抢救方能脱险。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他放下战斗的笔，都不能停止他生命的追求，正如他在《生命进行曲》中所吟唱的那样：

在冰雪的南北极，

在炎热的赤道上，

在海拨两万尺的高空，

都能找到你的影踪。

饥寒、疾病和一切自然灾害，

是你的敌人。

你和死亡搏斗，

在生存斗争中取胜。

生命啊，我赞美你，

你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你歌唱欢乐的大地，

你歌唱喜悦的春天！

当社会主义祖国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高士其的科学文艺创作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1984年12月，人们在北京隆重集会，向他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和美好祝愿。此后，他依然一如既往，致力于科学普及工作，直到1988年12月19日逝世。

在悼念这位科学文艺作家的日子里，人们盛赞他的伟大人格，不断地吟咏他写下的赞颂天庭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诗句。其实，高士其本人就是一个盗火者——盗取人类智慧之火，“将科学和文明遍撒人间”。在中华民族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的伟大进军中，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高士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