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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20世纪除了战争之外还曾留下玫瑰的话，那么少帅张学良与于凤至，赵四小姐赵一荻的旷世之恋无疑是这其中开的最为绚丽的。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千百年来说烂了的故事，可从不间断的上演，有人说爱这件事揉不得半点沙子，但少帅告诉你:爱不仅能卑微到尘土里，还能盛放在炫丽的云彩里。

   于凤至

   这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女子，于凤至本是饱读诗书的富家女子，也是少帅的原配夫人，她向来优雅大度，她是少帅一生敬重的“大姐”，他生来便被算命先生认有“凤命”，是张作霖指定的儿媳。在十八岁的年纪嫁与十五岁的少帅，她才，貌，德兼备，将家族事物打理得井井有条，无愧“贤妻”之名。她理性大度的接纳赵四小姐，以姐妹相称，出双入对于帅府，成为一时美谈。“西安事变”之后，她不辞劳苦，千里奔波，只为救少帅于水火，并心甘情愿与少帅一同被囚禁，只为无微不至照顾其起居，终于身心俱疲，患上癌症，后赴美求医，独自照顾三个子女，并与癌症斗争数年，病愈后，为独自抚养子女又为搭救少帅，只身闯荡于华尔街股市，凭借着超前的意识，敏锐的商业嗅觉，成为华尔街一代股神，在此期间依然致力于营救少帅。1964年，少帅在台北欲给赵四小姐名分，请求她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她含泪答允，并送上祝福，即使如此，她仍不忘用已拥有的财力来争取为他换的自由，只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再见他一面，让他去他想去的地方，但她已无能为力，只能默默祈祷。

     1990年，这位传奇的老夫人，病逝于美国洛杉矶，享年93岁，去世之后，她的脸上浮现着淡淡的笑意，她从不怕死，只是觉得遗憾她没能见到小六子获得完全的自由，她去世之前，陪在她床头的有女儿，有医生，佣人，养子，却独独没有她的小六子。她少年时期便委身于他，陪他度过了懵懂的青葱岁月，他一直称呼她为“大姐”，她看着他一步步成长为少帅，他们一起经历了“直奉大战”，“皇姑屯事件”，“东北易帜”，，，，，，这许许多多的磨难。她想她这一生已足够了，她无愧于任何人，汉卿曾经说过，做人应该要无愧于心，她想，他应该是无愧于心的。次日，当少帅得知她的死讯，久久无语，他的“大姐”终究先他一步远去，他将永远记得她，正如她将他记了一辈子一样，他们三个人里她是最先去的，后下葬于洛杉矶，墓碑上刻有着:“张学良先生之发妻于凤至女士之墓”。临终之前，她唯一的遗愿是将来能让汉卿葬在旁边，但百年之后，终究是她一人寂寞的长眠于此。

    思君朝与暮，相别旦夕间，只是依然记得爱，记得生存的意义，她的坚强，贤惠，优雅，大度，聪慧，勇敢将永远被人铭记。

   赵四小姐

   她本是大家闺秀，民国名媛，16岁的她便因天生丽质登上了《北洋晚报》的封面，在一次舞会上邂逅了27岁的少帅，两人一见钟情，可惜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我们总是在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时少帅已有家室，她也有婚约在身，但两人不理世俗非议，毅然走在了一起。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学良远赴东北，整理内政，临走之前只留给了她两个字“等我”。后张学良因操劳过度，又因吸食大烟而病重于奉天，远在香港的她，不惜私奔与家里断绝关系，只为陪在少帅身侧。在东北，她遇到了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一个深明大义，宽容豁达的女人，身为大家闺秀的她，不计较名分，甘愿委身于他只做一个情妇，并且一做就是36年，更被举国上下议为红颜祸水，但爱情本来就从来不计较得失，只问值不值得。在此期间，她怀上了与少帅唯一的儿子——张闾琳。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被蒋介石开始了长发五十年的软禁生涯。三年后，于凤至因患有癌症赴美求医，她甘愿投身囚牢，陪伴少帅，以秘书身份，尽夫人之责，长达五十年之久。在此期间，由于过度吸烟，本就体弱的她五次大病，最严重的一次已不能正常呼吸，导致切除肺叶，但她依然竭尽全力，给予少帅无微不至的照顾，为他排忧解闷，凡是张学良想做的事，她就陪着他做，张学良晚年眼瞎耳背，她就为他读《明史》，她们已经成为了一体，她就是他的眼睛耳朵。甚至张学良吃的菜，穿的衣服也是她亲手种，亲自缝。就连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戴笠也曾感叹:红粉知己，汉卿之福啊！1964年，他们于台北经得于凤至同意，终于完婚。于凤至写信曾说:“你们之间的爱情是纯洁无暇的，堪称风尘知己，你才是汉卿良配”，并表示祝贺。1990年，张学良终于恢复了自由之身，与赵四小姐移居美国，晚年的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即使肺叶已发生癌变，为了不让张学良担心，她便隐瞒不说，只想在弥留之际陪张学良过最后的日子。2000年，她离开了病床，陪张学良度过了百岁寿辰，20天后，望着一直拉着他手的少帅，面带笑容的闭上了眼睛。她想她是幸福的，她的汉卿在她最后的时刻一直坐在轮椅上陪着她，甚至她停止呼吸一小时后，张学良依然握着她逐渐冰冷的手，后经人劝说才返回家中。一年后，张学良也随她而去，并与她合葬在一处。墓前刻有希伯来文:以马内利，意为:“神与我们同在”，表示他们在天国之间互相永远的祝福。作为一个女人，她抛弃了富贵，自由，欢乐，只为得到渴望的爱情，虽然她被无数人骂为红颜祸水，但这样的爱情让人感动，她只是一个女人，爱情是一个女人一生最大的事业，为此她可以做出任何的努力，又岂能担上“民族罪人”，“红颜祸水”这种称呼？

   爱是可以低到尘埃里还要开出花来的卑微，也可以是自此天涯不相问的骄傲，可她偏偏选择了前者，并用一生来作答复。在七十多年里，他们经历了无数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的苦难，寂寞。从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从内战到国民党退守台湾，从海峡两岸通亲到改革开放，，，，，，他们始终不离不弃，只为与心爱的人白首不相离。七十年，小说和电影里只需要一行字幕，然后红颜白发，一切都有了定数，但现实生活中有哪一秒不要生生的熬过来？但他们却始终互相扶持，相濡以沫，谱写了一段绝美的旷世之恋。

    一个人一生之中得一红颜知己已是难能可贵，唯少帅能有此二位红颜知己，实在让人羡慕，人生至此，又复有何求？

    后记

  很多时候，当我决定去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的脑子其实是混乱的，就像有千万条线交织在一起，扯不开，剪不断，我实在不会用华丽的辞藻去修饰别人的故事。我见过很多的悲欢离合，也听过很多的情缘孽恋，我无权去评论他们的好坏，也无权去理解他们的对错，这篇文章的标题，我本来打算是写于凤至一人的，但写到这里也不想再改了，张学良晚年的时候想起于凤至曾说:“平生无憾事，唯负一人矣”，又对赵四说:“我这一生欠你的实在太多了”。但爱情这东西，哪里有公平可言，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死并不可怕，不死才难得，因为不死就意味着要忍受无数的思念，寂寞和泪水。有人说:“张学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在我看来，他只是一个想做自己的人。可能没有兼顾到历史赋予的责任，但好在能痛定思痛，力挽狂澜。终归一句话: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的。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是有平行世界的，有一个和你很像的人，过着与你不一样的生活，但能听到你的哭，能陪着你笑。我喜欢喝酒，但只跟对的人喝，我听过很多故事，但我的酒可能不够了，如果有人愿意在一个四下无人的夜晚请我喝一杯随便什么牌子的酒吧。我喜欢武侠小说，也想写一本自己的江湖梦，我实在太喜欢武侠世界里酣畅淋漓的快意恩仇，但我更喜欢七八十年代知青下乡的那一段故事，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人类五千年来最干净的岁月，那个时代的感情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纯洁的感情，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再多的衷情只是一句话:人那么多，故事那么多，只要值得，就应该被铭记，但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2020年3月2日  晚

戴笠原名戴春风，是在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次落榜了后改名再考的，黄埔六期学员，戴笠与母亲

[1]据说改名也很有讲究，算命先生算他是双凤朝阳，但五行缺水，名字中带水方大利，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一同参加考试的好友徐亮，王孔安（后来也是军统的重要角色），戴笠名字取自“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纪念贫贱好友，字雨农也是当时改的，都是名字中五行补足水，不过从那之后戴笠也是逐步飞黄腾达了，这是后话，最终也没逃脱在暴雨中暴毙的厄运。戴笠的化名有江汉清、汪涛、沈沛霖、洪淼等。沈醉是上海站的站长，戴笠的总务处处长，他指出其上司对蒋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说他乐意当蒋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马之劳”的说法似乎也透露出他愿意从主子那儿接受这种非人的待遇。戴笠自己为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而感到骄傲。而在他的对手们看来，这种自负是戴笠狂热地效忠于蒋介石“有公无我，有我无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专制政治的奴仆一样，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戴笠是最受总司令信任的下级和警卫，只听从总司令的命令。他替总司令作内部调查工作，并负责总司令的警卫。戴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务组织，被认作是中外之间非正式“业务”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共产党在重庆的联络人周恩来曾说，戴笠通过他的秘密组织控制着军事通讯、财务及外交事务。）……他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当时被用来抗衡“CC”派系控制下的党部警察，具体体现了总司令控制国民党最基本的政策原则之一，即在各势力之间通过制约达到平衡。他是后来国民党专制倾向的具体象征。作为蒋介石独裁的具体象征，戴笠也代表了国民党政府里最强大的组织之——军事调查统计局。蒋介石和戴笠

1943年美国武官这么形容军统（MSB）：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国军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戴笠先生（将军）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实际上这个局是中国的特务机构，并且据可靠情报，它拥有20,000以上的男女成员。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击共产党活动。不过所有的间谍和情报工作都是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许多活动与军事行动委员会情报科有重复，而该科的副科长与这个局有直接的联系。该局还控制着上海和国统区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国特务。戴笠是蒋介石原黄埔军校的军官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将军”，但是据说他并没有正式的军衔。消息灵通人士说，在今天的中国，除总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权力。他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能与蒋介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见面的人物。戴笠（中）和美国战略局长邓诺文

所以，很难将戴笠作为中国最强大的秘密警察之一的头子所具有的个人影响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开。在众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独裁的阴暗面；如沈醉所说，他是总司令的一把利剑，而在百姓的眼中则是蒋的刽子手。事实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独立性来自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慑力，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威慑力几乎全来自于他与蒋的接近——加上他那些众所周知、无所不在的耳目与爪牙。像所有的警察头目一样，戴笠的威慑力来自于人们相信他的人无所不在。在中国和外国均有人认为：“众所周知，军统是中国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间谍网来，它在特工人员的数量上要更加庞大，在地理覆盖面积上要更加辽阔。” 1946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估计戴笠有18万便衣特工——其中4万人全天候地为他工作。这些着特别制服和军队制服的特工人员包括：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以及美国海军认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人的有组织的海盗。这些加起来总数有32?5万的实际或潜在的人员在为这个秘密警察的头子效力。尽管他最终喜欢施刑，残酷本身却并不是他那威慑力的关键所在。他虽然杀了很多人，但并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略与计划保持距离。他无疑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但这正是一位神秘的复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满足所在：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于是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几乎没人知道戴笠准确的近况。他在中国到处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线和去处总是隐瞒着的。一个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国人曾经告诉我“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将去哪儿，而且他在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总是播散谣言。说他要去X地，然后他总是去了Y地”。在城市里他的人总给人打电话说他上路了，他们知道这电话会被窃听的；与此同时，戴笠去了另一个什么地方。正因为有窃听，所以他禁止他的办公室在电话上为他安排约见。美国人发现，他们约见他的要求必须封在信封里，而且答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递交的。他甚至能在别人的面前隐藏自己。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在他去延安采访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最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茬，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深色的皮肤也是他给别人包括他后来的副手“玛丽”梅乐斯留下的强烈印象。从外表上看戴笠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拉丁美洲人。他矮个子，壮实，深色的皮肤。有人说“他有点像巴第斯达”。他在战时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马靴，普通的蓝制服，过时的欧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双手。“它们奇怪但可爱”，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对我说。“它们不比我的三个手指更大。你见他坐在书桌前，穿著丝织的中国长袍，脸上挂着狡诈的微笑，突然出现了中国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这之前就以为他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此刻就显得更加阴险。”别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为这个特点而骄傲。他衣着的暗淡单调更增强了这一点，同时使他更能有意地隐名埋姓。正因如此，尽管他经常大宴宾客——尤其在重庆，他在公馆的马殿或虎殿里的宴会在美国人中以其精致的餐具、绝妙的咖啡和拿破仑白兰地而闻名——但他的生活其实相当简单。比如在南京时，他以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鸡鹅巷53号的房子里用的是草织垫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租的一座两层楼房子也非常普通，跟当时他的那辆小斯特德贝克车一样不起眼。于是，虽然有人认为他发了大财，尤其发了战争横财，然而另外一些人认为他除了在与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从根本上对钱不感兴趣。一般人认为戴笠财产数额巨大，然而还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称为蒋介石政府无偿工作，这使他的个人收入变得非常神秘。有人说他的收入来自与敌人的秘密交易。美国空军飞行员曾说是来自鸦片，说他们曾从西面的成都起飞把水银运往北方各省来换取鸦片，然后交给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蒋介石对任何与鸦片有关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对蒋和他的各项原则的忠实向来是无可指责的。据梅甘主教记载，戴笠作为反走私机构的头子（当时挂名在财政部下），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极容易了解（并获利于）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然而，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信息十分灵通的梅甘认为，戴笠自己并没有卷入任何这类活动。戴笠对机密和匿名的执迷使他的权力带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柯莱尔斯》杂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国传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脱逮捕、定时炸弹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无懈可击的说法很快就成为他个人传奇的一部分。”另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样“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敌人159个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报道说他死于飞机失事时，他仍然可能在与死亡游戏而不伤一根毫毛。“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苏报》和《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年戴笠的葬礼上他曾经也写过赞词。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国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法国在重庆的主教，还有中国天主教牧师于斌。其中他与于斌的关系可能包括业务上的接触。因为正是通过于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陕甘边界区的一个当地的天主教教堂里，开展起在军事委员会西北站控制下的情报收集活动。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则超出了简单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划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后。他后来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与招待会女王陈云裳，南京《救国日报》的头目龚德柏及京剧演员言慧珠建立了关系。在上海咖啡馆社会的所有成员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胡蝶

[2]是唐生明，他经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赌场。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唐曾说：“戴笠是个奇怪的人，他简直离不开女人的魅力。”也许这就是唐生明为什么一定让他的妻子徐来把电影明星胡蝶介绍给戴笠的原因。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继梅乐斯将军关于中美合作所的回忆录问世后写出并在台湾出版的各种传记的朋友们，他们对戴笠的形象则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颂戴笠的书籍涌现出来，包括乔家才、毛钟新、刘培初等写的传记。一生致力于描述现代中国北方的《水浒》类英雄的台湾作家章君谷，在二手材料和对原军统官员采访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戴笠的传记，将这位秘密特务的头子描绘成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对领袖怀有“烈火”般的赤胆忠心。戴笠的头脑周密细致，冷酷无情地洞察到任何颠覆行为的蛛丝马迹，而对朋友和下级却待以慷慨宽容。在30年代后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对章君谷这样形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即使受过他的处分，人前人后，从不埋怨、怀恨，甚至于直到他死后22年的今天，也依旧对他毫无怨言。戴笠所有的老搭档都强调他们的头目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旺盛的精力。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一个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隐瞒真相都是徒劳，因为他能毫无例外地戳穿骗局。而且，他斩钉截铁的领导作风和雍容大度的气量，一再证明了他的果断、左右局势的能力和才干。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尽管对戴如此谨慎地进行描述，人们还是无法将他在国民党拥护者眼里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敌共产党中间的名声对上号（他的许多拥护者甚至认为，如果他没在1946年3月17日坠机事件中死去，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在内战中取胜）。我们曾在《红岩》里见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戴笠和军统的军官们是残酷无情的虐待狂的描写。戴笠一死，左翼记者们立刻指控戴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袖这类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强奸和折磨了无数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并屠杀了成千上万反对蒋介石野蛮独裁的中国青年。“秘密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它对那些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们具有诱惑力，他们只有在秘密的遮盖下才感到安全……这将他们与一个由理性因果关系组成的实际的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许会使他们以为由于自己了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为所欲为。”每当我们提醒自己这一点时，对戴笠的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无疑会产生怀疑。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释戴笠充满疑云的形象，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不应当使我们放弃去了解戴笠的义务，因为他起码代表了现代中国意识的某一个具体方面。特别是，在一场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而另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把戴将军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只当做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折射，那么这个努力就不应当是个夸夸其谈的任务。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个被扭曲了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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